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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瓷器技术是怎样的欧洲人是如何破解中国的瓷器技术的

发布时间:2020-04-26 17:57:39 阅读: 来源:篷布厂家

在13世纪到18世纪期间,中国的瓷器对于欧洲人来说,可以说是无价之宝。当年瓷器风靡一时,自然是带动了欧洲很多商人、工匠以及学者的研究。在欧洲,几个世纪以来,他们一直在研究者中国瓷器的制作秘密,然而白瓷的制造确实中国不传外的秘密。西方人破解瓷器的烧制配方,花了足足四个世纪。那他们是怎么做的,又是怎么成功的?

当时法国、英国,以及德意志的一些邦国,很多欧洲国家,都在积极地研究白瓷工艺。其中最关键的国家有三个,法国、萨克森,还有英国。法国人最早从中国探寻到了一些瓷器制作的蛛丝马迹,但最终攻克技术难关的是萨克森人,而英国人则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了技术升级。关于他们各自采取的方法,我们逐一来分析。

法国人的办法,主要是技术窃取和外交努力。

这个过程中有个关键人物,那就是法国的耶稣教会传教士殷弘绪。这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,他的传教生涯历经康熙、雍正两朝,从地上到地下,前后历经四十多年,死后也葬在北京。1699年,殷弘绪经过漫长的旅程,走过了大半个地球之后,抵达广州,这一年是中国的康熙三十八年。

来到中国后,殷弘绪没有到北京之类的大城市去传教,而是去了景德镇所在的江西饶州,在饶州呆了7年。这期间他结交了江西巡抚郎廷极,因为这层关系,殷弘绪得以自由进出景德镇的大小作坊,逐渐掌握了窑场制造瓷器的工序和技术。

1721年和1722年,他两次将瓷器制作细节和购买的样本寄回欧洲。另外殷弘绪还设想通过外交努力,让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这两位他心目中的伟大君王建立友谊,从而分享技术,不过他这个想法也收效甚微。

殷弘绪流利的汉语能力、和当地人的亲近以及对窑场工人悲惨命运的关切,但以今天的标准而言,殷弘绪无疑是个工业间谍。不过,他并没有彻底弄懂瓷器制作中的一些关键细节。

德国人的做法,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民族性格,他们埋头做实验。那位用骑兵换花瓶的萨克森帝选侯奥古斯特二世,是瓷器研发的最主要推动者。他在德累斯顿建立了一座实验室,启用了一位名叫契恩豪斯的年轻数学家,来负责此事。

这位数学家研究了十多年,一无所获。而到了1701年,他的研究迎来了转折:这一年,出现了一个自称会炼金术的乡下男孩波特格。

炼金术是欧洲一种古老的迷信,认为有一种神秘的方法,能把不值钱的金属炼制成黄金,直到18世纪仍然有很多人相信,甚至大科学家牛顿晚年还研究过炼金术。所以这个男孩一出现,德意志的各路诸侯都急忙抢夺,最终奥古斯特二世得到了他,并且派给契恩豪斯做助手。

经过长期关押和实验室恶劣环境的折磨,这个男孩精神失常了,开始胡言乱语,说什么和什么配在一起能得到金子。虽然这些所谓秘方不可能真的有效,但是这些完全突破逻辑和常理的说法,反倒启发了契恩豪斯。他开始摆脱常规,尝试那些之前被认为不可能的方法,一个个做排除性试验。

到1706年,在契恩豪斯做白瓷的第18个年头,他试烧了一个简单的器皿,由红极黏土和石英做配方,结果,烧制时没有断裂,投入水桶里也没有开裂。就这样,他终于第一次烧制瓷器成功。又经过一年多的改良,1708年1月15日,契恩豪斯终于烧制出了第一个白瓷。

为了这一天,契恩豪斯花了20年,而波特格被关了8年。4月,奥古斯特二世下令建立瓷厂,这是西方第一座瓷厂。就在这年10月,契恩豪斯去世。波特格虽然没有炼出黄金,但他帮助契恩豪斯做出了像黄金一样珍贵的白瓷,所以这种瓷也被叫作“波特格瓷”。300多年后,德累斯顿竖起了波特格的雕像。

英国的白瓷制作,起步稍晚。

1726年,英国普利茅斯,一个叫威廉·库克沃西的青年药剂师学徒,无意间读到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,其中就收录了当年殷弘绪从景德镇发回欧洲的关于白瓷制造的书信。库克沃西的个人命运和英国的瓷器史在这一天改变了。

殷弘绪在书信中提到,高岭土和白墩子是最重要的两种原料,用中国工匠的话说,“瓷石犹如骨,高岭土犹如肌肉”。这里的瓷石,就是白墩子。

根据这个信息,库克沃西开始满世界寻找这两种材料。他不断打碎珍贵的白瓷盘子,来分解研究它的成分。他又到处转山,这里挖两下,那里挖两下。终于在英国康沃尔的一片花岗岩地区,他找到了类似白墩子的材质。然后,就是进行各种原料组合。

这时候,他已经五十岁了。又经过十几年的试验与钻研,1768年,库克沃西烧制成功了他的第一件白瓷酒杯。尽管非常粗糙简陋,但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件本土出产的瓷器。随后,库克沃西开办了自己的瓷厂。

由此,英国的普利茅斯,也成了可以比肩景德镇和德累斯顿的第三个世界瓷都。景德镇代表着瓷器的起源;德累斯顿,是欧洲人解开瓷器之谜的地方;普利茅斯,则标志着英国瓷器制造业的崛起。这三座城市,每一个都跟瓷器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节点性事件密切相关,堪称是瓷器圣地。

掌握了白瓷的秘密以后,在德国和英国,技术都迅速转化成了市场化的生产。

萨克森虽然一度独享瓷器工艺的秘密,不过新开的瓷厂总是不惜高薪去挖萨克森瓷厂的人才。奥古斯特二世也抵挡不了市场的力量。于是,萨克森研究出的白瓷秘密,很快就不再是秘密。而随着技术的解密,各个地方的匠人们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,德国的瓷器工艺进展迅速。市场打破了德国造瓷器的秘密,给了最充足的资源配置。

在英国,库克沃西也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,名叫韦奇伍德。他从库克沃西那里听说,美洲的印第安人领地上可能有优质的瓷土,便立刻派人收购几吨新瓷土,可能的话就把整座山买下来。他派去的人九死一生,终于从切罗基族印第安人手中,搞到5吨瓷土,带回了英国。

后来韦奇伍德,也开办了自己的瓷厂,并且以自己的名字作为品牌。韦奇伍德出品的瓷器在英国、俄国王室都大受欢迎,被誉为“王后御用陶瓷”。1812年,又首次推出骨瓷餐具,色泽纯白,晶莹透明,风靡世界。“韦奇伍德”也成了精致瓷器的代名词。

在库克沃西、韦奇伍德这些有恒心、有魄力的瓷器商人不断的彼此竞争中,英国瓷器的质量和产量,都很快就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。我们前面说过,库克沃西烧制出英国史上第一只白瓷杯,是在1768年。仅仅过了42年,1810年,英国已经成为瓷器出口国。在18世纪末,英国人又发明了在瓷土中加入动物骨灰的骨瓷,色泽和质地都超过了传统的中国白瓷。其中,前面说过的韦奇伍德品牌的骨瓷,直到今天还是瓷器界的顶级品牌。

而就在欧洲人模仿、超越我们的时候,作为瓷器原产地的中国,又是什么局面呢?

18世纪,中国正处在清代的鼎盛时期,皇权强盛,最出色的瓷器技术人才只能为皇宫服务。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一份雍正五年的瓷器督造官的奏疏,上面说:已督造了十五万零两千件瓷器,官窑出现了亏空,督造官员们不得不自己搭钱来维持。这年冬天景德镇阴冷多雨,为防瓷胎晾不干,官员们自己出钱建立了工棚等等。

雍正皇帝的批示,只有一行不带感情的字:“览,朕知道了,再议。”跟欧洲热火朝天的氛围相比,中国的瓷器行业呈现的,就是这么一幅冷冰冰的面貌。

接下来的19世纪,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,遭逢种种不幸,瓷器行业也日渐萧条。这种萧条,在瓷器出口数据上体现得更直观:17世纪60年代,景德镇每年的外销瓷,价值达到360.5万到450.5万两白银,到1818年,这个数字下降到125.4万两白银,折损了50%以上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,更是每况愈下。

而且除了国际市场份额被英国的新兴的瓷器出口国挤占之外,一些曾经引以为傲的技术也失传了。引用景德镇官窑给清廷的最后一次答复。当时是1911年,清王朝已经接近终点,风雨飘摇的清廷还在要求景德镇制作100只七尺红釉瓷盘。景德镇回复:我们已不再具备这种工艺,只能送上100只其他瓷盘。而在1955年,中国甚至需要从当时的东德请来技术工人,到景德镇来传授现代的制瓷工艺。

这个中国瓷器业的衰落过程,也让我们看到,再先进的工艺科技如果被垄断,只服务于社会顶层,就会逐渐失去活力,逐渐落伍。中国白瓷技术领先欧洲将近一千年。其中,最优秀的官窑人才只能服务于帝王家,工匠永远只是工匠,很难变成商人获取知识产权的利益。商人很难成为社会认可的科技专家,无法进入翰林院或英国式的皇家学会,获得新的智力援助和更高的社会荣誉。在这种社会氛围下,工匠只能靠自己的天赋和上辈传承的经验守住技术,难以创新。

这段历史能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,是对竞争与创新这二者关系的认识。英国白瓷技术的创新,源于竞争环境迫使商人们必须引进更高质量的瓷土,研发更先进的工艺。今天我们鼓励创新,一个重要的观察点是鼓励竞争还是限制竞争。
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,在白瓷的案例里,私人部门是塑造市场格局的最大力量。英国在短短42年内,从做出第一只粗糙的瓷杯,到成为瓷器出口国,这个过程,靠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规划,而是库克沃西、韦奇伍德等人的私人研发部门的努力。德国瓷器技术的突破,虽然源于奥古斯特二世的“瓷器病”,但最终也是市场的作用,实现了技术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。

精美的中国白瓷,一度被欧洲人视为圣杯,同时也激发了法国、德国和英国人的雄心。他们备尝艰苦,最终掌握了白瓷的秘密。“圣杯”落到凡尘,中国白瓷很快在市场上就被欧洲制造替代。

这个模式我们很熟悉:先是引进、模仿外国工艺,然后专研、改良、量产,直到在市场上取而代之。200多年前欧洲人发现白瓷工艺秘密的故事,是一个欧洲摆脱对中国工艺依赖的故事。这就不免让人想到,今天中国制造业也面临着跟当年欧洲类似的境况,只是二者的角色互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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